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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境外组织与内地安息日会的关系

作者:刘忆牧师 丨 来源:本站原创 丨 发布时间:2016-03-19

    第一部分,我的个人背景。

    我是1988年读高中二年级时因遭遇家庭不幸而从无神论转而信基督教的。当时信基督教只为寻找一片人间净土,想清净而平安度日。但信主不久就发现,在中国,特别是当时80年代的中国,信基督教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间接地卷入了政治。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转而报考了菲律宾本会的大学时。申请护照的过程长达一年(当时,按正常情况应该只有2个月),在这一年中,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没有来找我,但是公安局二处的两位国安人员先后找了我数次,而且是单独找我谈话,不让我母亲在场。他们真的担心我这个无知少女被境外基督教组织吸收并利用,去境外基督教大学学习,回来就充当境外基督教组织渗透中国大陆基督教的代理人。这使我这个18岁基督徒初信者意识到加入基督教实际上已经让自己背上了一个政治包袱。后来,因为担任邓小平访美翻译的祖籍四川峨眉山的美国参议员、本会信徒黄子尚博士给中央高层人士打电话问及我的护照之事,一年之后的一天,公安局二处的总找我谈话的那位同志才亲自把我的护照送到了我家。之后的三年,我开始在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四川教会全职义务工作,在四川各地乡村和成都市内带领安息日的家庭聚会点。在这几年中,常常会躲避当地政府宗教部门或三自的围追堵截,因为我们干的是跨地区传教工作,这是违反宗教法规的。只是当时纯属无奈,各地没有传道人,福音需要也只好违规了。

    现在回想我从高中毕业到去菲律宾上大学的这四年专职义务传道时期其实是上帝在让我熟悉国内的教会情况,其间,也让我熟悉了国家在各方面的宗教政策。我亲眼目睹了当时被推上领导位置的初信的母亲是怎样智慧而勇敢地同当地宗教部门和三自两会辩论国家宗教政策。当时智慧的母亲在当地宗教部门和三自两会面前俨然以捍卫国家宗教政策者自居,并时刻不忘提醒当地政府和三自两会她自己是烈士遗孤的红色身份。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母亲当初的立场:我们是根正苗红的爱国基督徒,我们坚持中国宪法维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力。在那些年中,我也经常见到母亲引经据典地摘录国家的宗教法规写材料给市、省一级的宗教部门,要求给予我们四川各地聚会点合法的宗教自由。

    八、九十年代的四川教会当时还主要面临一个被当地宗教部门怀疑有境外宗教组织“渗透”的问题。因为我们信徒当中有人收听境外安息日会的福音电台。其实这在如今的中国完全不是事儿,但在当时,却被当地宗教政府和三自两会当做严重问题来抓,认为这就是“渗透。”因此,我又听母亲跟宗教部门人士和三自两会人员辩论什么是“渗透”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个人背景,从一开始信教就接触到境外组织渗透的问题,就被迫耳闻目染了国家相关宗教法规;从一开始信教我就意识到,在中国,不管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如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作一名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会的领袖,明白自己的处境,懂得国家相关的宗教法规政策是自保、求生、传福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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